注冊 | 登錄讀書好,好讀書,讀好書!
讀書網-DuShu.com
當前位置: 首頁新聞資訊文化

女紅千年——從文獻和考古看女性視角下的紡紗刺繡工藝

中國古代社會家庭的自然分工方式是男耕女織,各司其職。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彰顯紡織技藝的女紅一直伴隨并溫暖著文明進程。本文以女性的視角,從歷史文獻、考古實物以及民間傳統工藝等方面詳述了紡

中國古代社會家庭的自然分工方式是男耕女織,各司其職。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彰顯紡織技藝的女紅一直伴隨并溫暖著文明進程。本文以女性的視角,從歷史文獻、考古實物以及民間傳統工藝等方面詳述了紡紗、縫紉、編織、夾纈、刺繡等女紅技藝和女紅發展史。

女紅,亦稱女事,舊時指女子所做的針線、紡織、刺繡、印染、縫紉等工作和這些工作的成品。“女紅”最初寫作“女工”或“女功”,《淮南子?齊俗訓》“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禮記?郊特牲》“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史記-貨殖列傳》“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

書中所載古代農婦紡織場景

“女紅”一詞,最早見于《漢書?景帝紀》“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從此始,女紅一直沿用。《漢書?哀帝紀》“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桃花扇?棲真》“庸線懶針,幾曾作女紅。”清代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豐部》“紅,假借為功,實為工。”

古代社會對于女性的要求以“德言容工”等四個方面來考量,其中的“工”即為女紅,女子從小學習描花刺繡、紡紗織布、裁衣縫紉等女紅活計。作為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女紅活計,在古代的藝術作品中亦有所反映,最膾炙人口的莫過于唐朝詩人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首千百年來被人們傳頌的詩句,正是描繪慈母為兒子縫衣納衫做女紅的畫面。在此意義上,女紅可謂母親的藝術。

載弄之瓦——紡紗

據考古發現,一萬八千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山頂洞人已經使用骨針縫綴獸皮;距今七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河姆渡人不但會使用骨針,而且會使用捻線和紡輪;而四千多年前的錢山漾文化,則出現了麻線、綢片、絲線和絲帶等原始的紡織品,這些都形成女紅及其用品的雛形。

紡織是由線到面的過程,紡紗就是紡織的開端,其中紡輪不可或缺。以河南滎陽青臺遺址為例,發掘中出土大量紡輪,質地有石、陶兩種。這些不同直徑和不同重量的紡輪,在中心孔內插入捻桿,便成為自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始使用的紡線工具——紡專。

紡輪,新石器時代,河南滎陽青臺遺址出土,鄭州考古研究院藏

從歷史文獻中可以看到大量關于女性與紡專的記載。《詩?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孔穎達《正義》“婦人所用瓦,唯紡專而已。”

從民族學的角度來看,在我國偏遠少數民族地區還能看到比較原始的紡紗技術,如瓦族、怒族、彝族、布朗族、藏族等使用的紡輪與考古發掘出土紡輪的形制幾乎一樣。

從歷史文獻、考古實物以及民間傳統工藝等方面來看,使用紡專紡紗或者紡線的技術由來已久。紡專是紡車發明以前人類最重要的紡紗工具,不同的直徑和重量的紡專可以讓人們連續獲取量多質優、不同纖度和捻度的紗線,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青臺遺址中出土了大量麻紗,應是利用紡專的自身重量和連續旋轉對麻纖維進行加捻成紗的。

不難想象,早在5000多年前的黃河流域,女性已經普遍掌握紡輪外形尺寸、重量與紗支粗細關系的基本原理,紡出不同規格的麻紗,用于織造不同規格的麻布。

青臺遺址在出土紡織品遺物和麻繩殘段的同時,還出土數百件陶刀、石刀、蚌刀、骨錐、骨匕與骨針等,其中針、錐、匕均為原始紡織工具,針和錐用于縫制,匕用于分開紗線。隨著原始紡織技術的發展,針和針上穿引的紗線逐漸演變成為織機上的紆子和緯紗,匕成為織機的打緯刀,據此推測當時原始紡織已經出現。

針、錐、匕,新石器時代,河南滎陽青臺遺址出土,鄭州考古研究院藏

千縷百衲——縫紉

百衲最能體現女紅中的縫紉技藝,就是用廢棄的零碎布帛加以補綴,因所用零碎布帛之多,故又稱百衲,百言其多,衲謂補綴。

我國歷代出土的百衲織物種類眾多,在敦煌藏經洞中便有大量出現,以幡旗和傘蓋較為常見。另外,內蒙古代欽塔拉墓、金代齊國王墓、河北隆化鴿子洞元代窖藏中也出土過各種百衲飾品。

這種百衲從唐代開始流行,一些古詩詞中多有涉及。唐白居易《戲贈蕭處士清禪師》詩:“三杯嵬峩忘機客,百納頭陀任運僧。”北宋蘇軾《石塔戒衣銘》:“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

一些敦煌文書中也有涉及到“百衲”的描述,敦煌千佛洞所出的唐、五代時期變文等說唱文學資料專集《敦煌變文集?卷五?維摩詰經講經文》中有明確記載:“巧裁縫,能繡補,刺成盤鳳須甘雨。個個能裝百衲衣,師兄收取天宮女。”

敦煌莫高窟北區B222窟出土一件錦彩百衲。從織物品種結合考古資料可知,這件百衲極有可能為北朝晚期至隋所制作。該百衲是由多個三角形、長方形、正方形的錦、絹、棉布等不同的織物縫制而成,織物組織結構多樣,制作手法不一,顏色豐富多彩。以各色綺為主,也有平紋組織、平紋經錦、平紋緯錦等,另有織物上可見絞纈,花紋小巧精細。

百衲紋樣為唐代特色顯著的花卉紋,多種花型集中在一起,再進行藝術處理形成較為夸張,造型豐富的花型。百衲中的花卉造型多出現在織物錦中,顏色以紅、黃、綠為主,且形式多樣。

錦彩百衲,北朝,甘肅敦煌莫高窟出土,敦煌研究院藏

從文物出土地點、制作時間、制作規律及莫高窟出土的同一時期的文物來看,該百衲應屬于佛教用品。佛教的傳播及推廣,排除其他因素以外,也得益于其獨特的服飾觀念和穿衣制度。

《大智度論》云:“佛言應著衲衣。”這里的“衲衣”,指的就是這種由廢布或是善男信女捐贈的舊布片縫補而成的百衲衣,與這件絲綢百衲制作的初衷一致。即為用這種“苦修”思想,傳播佛學。

《廣韻》云:“補衲,紩也。又僧衣曰衲。”佛教僧侶由于穿著衲衣,故亦自稱衲僧、老衲、布衲、野衲、拙衲等。在物質比較匱乏的年代,佛陀為了告誡弟子要如何知道節欲,不貪物質享受,又能夠使得弟子學修好道,用世人丟棄的衣服布頭洗凈做成衲衣,穿在身上時刻提醒自己安貧樂道,一心向佛,獲得解脫。

當然,百衲的初心是節儉,但是后來也逐漸奢靡。正如《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下載:“世人所棄零碎布帛,收拾斗綴以為法衣,欲令節儉少欲省事,一納之外更無余物。今時禪眾多作納衫而非法服,裁剪繒彩,刺綴花紋,號山水納,價直數千。更乃各斗新奇,全乖節儉。”

至今在日本,還能看到非常精彩的百衲袈裟。最澄大師(767-822),日本佛教天臺宗的創始人。804年作為“入唐請益天臺法華宗還學生”,率弟子義真入唐,在天臺山滿受天臺教義,翌年回國,后正式創立日本天臺宗。

這件袈裟是最澄大師從中國帶回日本的,是目前日本現存的最早袈裟,這件百衲袈裟就是用麻布之類的韌皮纖維縫綴而成。后來,最澄大師的自畫像和自己穿過的袈裟成為佛法傳承的符號,代代相傳,后世弟子堅信袈裟是獲得真傳的重要象征。

最澄大師像(767-822),平安時代,日本一乗寺蔵

最澄大師從中國帶回日本的袈裟,日本延暦寺蔵

纂組英華——編織

編織是最為古老的女紅技藝。斜編是非常原始而廣泛使用的編織技法,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絲帶即采用最簡單的平紋斜編。戰國時期,雙層斜編織物開始在楚地流行,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了十余件圖案簡單的雙層斜編組帶。至漢,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也出土過多種雙層斜編織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千金絳”。

在此通過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的錦緣絹繡草編盒,講述一個兩千年前的河西女紅故事,其中錦繡、編織尤為引人注目。

磨嘴子位于武威縣南祁連山下的雜木河西岸,從1957年開始,曾進行過幾次發掘,錦緣絹繡草編盒出自其中的22號夫婦合葬墓,出土時位于棺蓋之上。

此類草編盒出土甚多,古代用于盛裝縫紉類工具及一些縫線、繡線等材料,常稱之為針黹(音zhǐ)盒。“針黹”即指縫紉、刺繡等針線工。又因其骨架為葦編而成,故又被稱為“葦篋(音qiè)”。“篋”指小箱子,藏物之具,即針線盒。

錦緣絹繡草編盒,漢代,甘肅武威磨咀子漢墓出土,甘肅省博物館藏

這個兩千年前的針線盒以葦編作胎,外飾錦繡,華麗麗地出現在今人面前。最令人稱奇的是,針線盒內盛木錠、繞板、銅針筒、針、玉飾、刺繡品等十件物件,真實再現了兩千年前河西富庶人家的精致女紅。

盒底呈長方體,以葦編作胎,外包絲織物。其四個側面中心部位為長方形絹地刺繡。絹為紅色,上以鎖繡而成朵狀類云狀紋。盒體上邊緣及各轉角處以平紋經錦鑲邊,錦為黃地,顯白色帶鉤紋樣。刺繡的繡線為藍、綠、白三色,線型纖細,繡技精良。但藍色繡線卻已大部分脫落。

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印花敷彩紗、蒙古諾因烏拉出土的刺繡以新疆出土的一些織錦上都有類似花紋的出現,可見在漢代的刺繡、織錦、印花諸工藝中是占主流地位的,特別是在刺繡方面更為突出 。

刺繡紋樣復原圖和織錦紋樣復原圖

制作精良,配色雅致,圖案細膩的兩件絳帶,被密密纏繞在細致打磨的木板上,一定是女性墓主生前心愛之物,亦或為其生前親手編成。絳帶均采用雙層斜編組織,制作精良,配色雅致,圖案細膩。其中花卉幾何紋絳稍寬,絲線呈藍色、褐色、紅色和黃色,紋樣略顯繁復,在菱形和三角形區域內填充花卉紋樣;幾何紋絳稍窄,絲線為黃色、褐色、藍色和綠色,紋樣為簡單的三角紋和橫帶紋。

花卉幾何紋絳及紋樣復原圖(左),幾何紋絳及紋樣復原圖(右)

這種絳帶需要高超的雙層斜編技藝,最初流行于戰國時期的楚地,到了漢晉,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和新疆尼雅1號墓地3號墓都出現了這種技法的織物。可以想象,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絲路沿線的女紅技藝呈現著相通性。由于雙層斜編過于復雜,漢代以后逐漸淡出,取而代之的是通過絲線色彩的變換,藉以簡單結構即可獲得華麗效果。

還有一個木線軸,上有5個繞線槽,最下方的一個槽中殘有深褐色纏線,已經非常糟朽。與同時出土的編織絳帶結合起來看,應是編織時纏繞不同顏色絲線的工具。

這種木線軸在西北地區有較長時期的使用,例如尼雅遺址出土的木線軸大多纏繞不同顏色的毛線,有時會插有鐵針,在黑水城遺址中發現的木線軸有7個線槽,顯得精巧。內同時出土的繞線板也應具有類似功能,其上纏繞的紅色絲線,色彩和光澤保存相對完好,呈弱捻,充分體現長絲纖維的蓬松質感。

木線軸(上)和繞線板(下)

兩漢、魏晉以來的河西女紅,在甘肅高臺壁畫墓出土的畫像磚中得以非常具象的體現。剪布圖畫像磚邊緣黑紅兩色繪屋檐,下繪跪坐二女用手共扯一織物,織物下方置藍奩。左邊女子右手持一長剪,似正準備剪布;開箱圖畫像磚右側為一女子,跪坐于地,一手打開左側的箱蓋,一手從箱中拿取衣物。箱子表面施墨,上面畫有白色的橫線,在黑色的部分上畫有朱色的圖案。圖像寫實,生活氣息濃厚,正如鄰家婦人裁衣制裳、點檢衣物。

五彩夾纈——印花

所謂夾纈是指用兩塊雕刻成圖案對稱的花板夾持織物進行防染印花的工藝及其工藝制品,其名始于唐代,據《唐語林》記載:夾纈的發明者是唐玄宗時柳婕妤之妹,她“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為雜花,象之而為夾纈。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敕宮中依樣制之。當時甚秘,后漸出,遍于天下。”夾纈的名字也屢見于唐代文獻,如“成都新夾纈,梁漢碎胭脂”、“今朝縱目玩芳菲,夾纈籠裙繡地衣”等。

花樹鴛鴦紋夾纈褥面(局部),唐,日本正倉院藏

夾纈始于唐也勝于唐,在吐魯番,敦煌均有五彩夾纈出土。歌詠夾纈的唐詩也有不少,“成都新夾纈,梁漢碎胭脂”,“醉纈拋紅網,單羅掛綠蒙”等。到了宋遼時期,仍然有不少夾纈生產,目前有山西應縣佛塔出土的南無釋迦牟尼佛夾纈絹以及內蒙古遼慶州白塔發現的夾纈羅。明清的夾纈出現在包袱布或唐卡覆面上,似乎來自于西藏的制作。

南無釋迦牟尼佛夾纈絹,遼,山西應縣佛塔出土

此后,五彩夾纈幾乎絕跡,而藍夾纈卻在溫州地區流傳下來,從往日的絲綢變為了土布,仿佛一位宮廷的貴族變為了鄉間的農婦,但是夾纈技藝的真諦仍然保留了下來。

吉祥百子夾纈被

千針萬線——刺繡

刺繡可以說是中國女紅中最突出的一種,是一種利用絲線,通過穿刺運針、以針帶線的手法進行創造的工藝技術,在我國很早就已出現。根據《尚書?益稷》的記載,早在遠古時代,統治者就用刺繡的方法將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紋樣裝飾在衣服上。這種說法雖然遙遠而無法證實,但在殷商時期的青銅器上卻確實留有刺繡的痕跡,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中也出土了保存有清晰刺繡荒帷印痕的泥塊。

鎖針是現存刺繡實物中最早出現的刺繡針法,橫水出土的刺繡印痕用的就是這種技法,其特點是前針勾后針從而形成曲線的針跡,是中國的發明。戰國秦漢是我國刺繡史上第一個極盛時期,幾乎每個有絲織品的墓葬中均有刺繡出土,所采用的也都是鎖繡的針法。

龍鳳紋繡,戰國,湖北江陵馬山一號出土,荊州博物館藏

龍鳳是戰國時期常見的絲綢刺繡圖案,江陵馬山楚墓出土的大量龍鳳紋刺繡是當時龍鳳藝術的集中表現。這種題材極易表現,因而應用甚廣,在造型上采用打散、變異、構成等方法,以線條為主,通過其彎曲、纏繞、交錯,顯示了一種飄逸、神奇的美,是浪漫楚風的典型代表。

以灰白色四經絞素羅織物作繡地,其上以紅棕、棕、黃綠、土黃、橘紅、黑、灰等色絲線以鎖繡技法刺繡。繡袖的圖案由龍、鳳、虎三種動物組成,采用纏繞穿插式排列,一側是一只鳳鳥,雙翅張開,有花冠,腳踏小龍;另一側是一只渾身布滿紅黑色(或灰色)條紋的斑斕猛虎,正張牙舞爪地朝前方奔逐大龍,而大龍則作抵御狀。龍鳳之間相互交錯、纏繞,從而形成一種暗中的骨架,使圖案的布局滿而不亂,非常有章法。

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盛行擴寬了刺繡的題材,善男信女往往不惜工本,以繡像來積功德。人們相信刺繡中的每一針代表了一句頌經,一粒佛珠,一次修行,因此通過刺繡過程本身也能達到積福的目的。為了提高生產效率,繡女開始嘗試用表觀效果基本一致的劈針來代替鎖針。

刺繡佛像供養人,北魏,敦煌莫高窟出土,敦煌研究院藏

敦煌莫高窟出土了一幅北魏時期的刺繡佛像供養人,繡地為本色絹,背面殘存部分橘色綺和米色龜背紋綺。此刺繡原來可能曾懸掛于寺廟或洞窟中,殘損嚴重。刺繡的中心部分應是一坐于蓮花座之上的佛像,著紅色袈裟,作雙腳盤坐的結跏式。佛坐蓮座,蓮花為復瓣覆蓮,由紅、綠等色線分層繡出。

佛左側的菩薩站于蓮盤之上,僅存右手,下著綠裙,兩腿間垂紅色腰帶,紅色帔巾亦下垂,十分飄逸。佛和菩薩之間,穿插有不少忍冬紋。佛像及蓮座殘存高約26厘米,推測原高約在80-90厘米上下,而兩側菩薩原高可能在30-35厘米左右。因此,這幅佛說法圖的兩側上部可能還有菩薩或是飛天。這與北魏時期的一些佛說法圖和雕刻非常接近。刺繡最下方為供養人和發愿文,從發愿文的落款來看,此刺繡為廣陽王慧安于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所施。

《洛陽伽藍記》載宋云、惠生使西域時見當地“懸彩幡蓋,亦有萬計,魏國之幡過半矣。”這類繡有佛像的幢幡,在當時就稱為“繡像”:“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也就是說,它是僧人進行講經說法時懸掛的,通常由施主供養。

紋樣復原圖

到了唐宋時期,刺繡藝術的發展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刺繡針法基本齊備,各種針法基本均已出現。當時大量采用的是運針平直,只依靠針與針之間的連接方式進行變化的平針技法,它常用多種顏色的絲線繡作,其色彩豐富,因此也有人稱其為“彩繡”。這與唐代刺繡生產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

因為當時刺繡更多的是用來顯示豪華的裝飾品,史載玄宗時貴妃院有刺繡之工七百人,規模極大,她們的主要工作應該是制作日用裝飾性刺繡,在這樣的情況下,為提高刺繡效率,大量采用平繡必然成為一種發展的趨勢。

明清之際,刺繡更為普及,各地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產生了眾多的名繡,有以一家姓氏命名者,如上海露香園顧繡。但大量的是以地方命名的地方性繡種,如蘇繡、蜀繡、粵繡等,外觀上更加富麗生動,刺繡的技法系統也更為完善。

紅緞地彩繡纏枝花卉床罩,清,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清晚期,繡品成為外銷織物的主要品種。緞地刺繡床罩和帷幔是十八至十九世紀常見的中國外銷織物。這件床罩的花卉紋樣和布局呈典型的十八世紀風格,繡法以平繡為主。整體布局上,床罩由外邊框和中心區兩部分組成,另有兩圈細邊框勾勒外緣和中心區,內外花紋互相呼應。

床罩的正中是風格化的向日葵大團花,中心區的四角有四朵扇形花束。從扇形花束的頂端伸展出盤卷的蔓藤花枝,枝頭帶著康乃馨、蓮花、洋菊等小花。盤卷的蔓藤花枝紋樣(rinceaux patterns)原是十六至十七世紀英國刺繡的流行紋樣,后廣泛出現在十七至十八世紀印度外銷刺繡和印花棉布中,十八世紀的中國緞地刺繡中亦常見到。

這件床罩很可能由歐洲商人設計,色彩搭配和紋樣顯示歐洲品味。此件床罩背后縫有舊的英文標簽,上書“Rose satin coverlet. Manilla (made by the Chinese for Spanish merchant) Early 18th century”[譯文:玫瑰色緞地床罩。馬尼拉 (中國人為西班牙商人所制),十八世紀早期],可能是前收藏者或古董商所加。如信息可靠,這件床罩應是由西班牙商人訂制,在中國繡制后經馬尼拉轉口貿易銷往西班牙。

白緞地彩繡人物傘,清,中國絲綢博物館

白緞地彩繡人物傘也是用于外銷。五色網格流蘇邊飾,象牙傘柄滿工鏤刻樹葉、花卉、菊瓣紋,傘頂象牙人物圓雕,用料用功奢靡。傘面緞地刺繡,以傘骨自然分隔成八個塊面,每幅自成畫面,分別刺繡庭院教子、忽得任命、升官發財、靈猴獻瑞、獵虎有功、仕途升遷、官至一品、蔭庇三代等動作情態,人們可以看到傳統的吉祥圖案,看到有趣的動物、植物,看到歷史傳說中的英雄好漢,看到戲曲和神話故事,體會到中國式的思想情感與善惡判斷,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畫面首尾相連,上下有序,變化中顯動勢,嚴謹中藏生動,刻劃的人物動物栩栩如生。

戲曲故事和戲曲人物是中國刺繡中常見的題材,人們對戲曲所表現出的特殊的感受能力與理解能力,使他們將戲曲中的人物與場景,經過巧妙的藝術處理,創作成不同樣式的刺繡作品,這一幅幅刺繡就如同一出出凝固的戲劇,抒發了人們情感。

這些美麗的故事隨著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歐洲的一些戲劇和小說中,中國式的情節,準確地說是異國情調的中國樣式,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中國戲”和“中國小說”于是成為歐洲“中國熱”中的一道景觀,也反映在這把與當時時尚生活緊密聯系的洋傘上。

結語

日本著名的民藝理論家、美術家柳宗悅先生曾說過“手與機器的根本區別在于,手總是與心相連,而機器則是無心的。所以手工藝作業中會發生奇跡,因為那不是單純的手在勞動,背后有心的控制,使手制造物品,給予勞動的快樂……”在機器化生產的當今社會,承載著傳統紡織技藝的女紅總是能夠觸動人們心中最為柔軟的深處,喚起溫暖回憶!

(本文原標題為《千年女紅——女性視角下的紡織技藝》,經作者授權轉載自中國絲綢博物館公眾號)

熱門文章排行

斗地主现金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