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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醫、國語、國畫……近代中國各種國字號事物的命運

在中西文化糾葛的背景之下,經歷了夷夏之辯到中體西用的轉折,清季民初,變化即進化的觀念逐漸流行,并影響后來研究者的思維。同時,受到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實現富強的影響刺激,也出現了反彈,重新思考西方沖擊下固有

在中西文化糾葛的背景之下,經歷了夷夏之辯到中體西用的轉折,清季民初,變化即進化的觀念逐漸流行,并影響后來研究者的思維。同時,受到日本明治維新成功實現富強的影響刺激,也出現了反彈,重新思考西方沖擊下固有文化的價值與走向,國學、國畫、國語、國醫、國術(技)、國樂、國服、國劇、國儀(禮)等一系列國字號概念的產生,以及圍繞這些概念及其相應事物的爭議,凸顯了世界一體化進程中東亞文明別樣性在那一時期的掙扎與尷尬,也預示了文化多樣性存在的價值與意義。近年來,對于這些觀念和事物的分別研究逐漸展開,一些領域的爭議還在繼續,有的則舊調重彈,花樣翻新,甚至以訛傳訛。其中關于近代國學的研究,較為深入。其余方面,相對較少。當然,附和者多,隔義附會或斷章取義的也不在少數。形形色色的國字號事物在近代中國有著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命運,將所有國字號問題相互聯系,并在整體觀念下具體考察,可以得到更多且深的啟示。

中西醫結合的命題提出已有百年,中醫有無存續的必要及其價值究竟如何,至今仍然爭論不休,重要原因在于用泰西的“科學”為判斷準則,而忽視“科學”在歐洲各文化系統的內涵外延也是紛繁復雜,更未顧及“科學”不能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以及醫學及其實踐還包含很多的文化屬性。中醫注重個別,凡事都要具體分別,不可一概而論,本來不宜能夠重復驗證的“科學”標準等等。只要確定以科學為目標,就很難不抹殺中醫的特性。20世紀50年代初由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一本《國醫論》,就標明主張“中醫科學化,西醫大眾化”。這樣的口號,在宣示新的努力方向的同時,也承載了歷史軌道的慣性。

頗為吊詭的是,清季以來,當中醫在中國不斷被質疑是否科學、應否存續的同時,在理應充滿科學精神的大洋彼岸新大陸,卻大行其道,信者如鯽。本來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岐黃之術,居然成了實現美國夢的捷徑,使得經營者成為華僑中家道殷實之人,過著令洋人也羨慕不已的富裕生活。擔任過保皇會美洲分會負責人的譚良即個中翹楚。據說迄今為止,中醫在太平洋彼岸還是收費不低、收入不菲的職業。而且與禹內廢醫存藥的主張迥異,重視的是中醫的術和技。這不僅與本土中醫的境遇大相徑庭,與東洋不過漢方藥盛行的情形也不一致。可見中藥之外,中醫自有其價值功用。如此看來,講道理與有用處本來并行不悖,醫學應否繼續存在,關鍵是看能否有用。反思近代以來國人喋喋不休的道理是否真的在理,很有必要。


電影《傳染病》劇照

指中醫未必科學,不一定說中醫是迷信,甚至落后。反而需要檢討科學的有限性以及中醫是否需要按照迄今為止有限的科學來科學化。堅決反對中醫的傅斯年,在他的本行史學領域即注意到歷史事實都是單個的,不能重復,因而對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歷史相當排斥。近代許多向往科學方法的國人,開始所謂科學,主要即指歸類法。后來才逐漸意識到人類社會往往并不適用此法。照此觀念,中醫的因人因事而異,或許更符合人類的天性。

探究“國醫”之類的問題,如果不能跳出中西醫論戰非此即彼、此是彼非的窠臼,可以伸展的空間其實相當有限,結論幾乎是不言而喻的。清季一些國人主張中西醫匯通,實則選取西醫的若干理論來解中醫,以圖維護和發展中醫的自主性。此類舉動雖然最終是匯而不通,卻顯示了中醫未必要科學化才能走出古今中西二重性難題的歷史新路。這不僅對研究近代醫學史乃至整個文化史有所俾益,對于時下的一些論爭也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圍繞因1929年廢止中醫案而展開的朝野各方的爭論、抗爭,以及中醫界通過國粹、國家權力和科學化等憑借尋求自救的努力,可以視為一個世紀以來中醫在中西文化沖突中艱難掙扎求存的縮影。而經過這一系列失敗的努力,昭示后人的應是重新反省中醫本身的價值,特別是判斷其價值的依據,從而尋求一條讓中醫能夠在現代社會發揮功效,而不至于重蹈自我萎縮甚至自我毀滅覆轍的舊軌則新途徑。由此看來,中醫令人堪憂的現狀與其努力的方向密切相關,擺脫困境的成功之道,或許就蘊藏于近代轉型失敗的各式探索之中。

中醫科學化的本質,其實是以西醫為標準來衡量和要求中醫。在科學光環的籠罩下,這樣的價值判斷為西化披上了普遍性的外衣。國語的改革則直截了當得多,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漢字努力的方向居然是字母化(拉丁化或羅馬化),也就是要廢除文言分離的象形方塊字,改用文言合一的拼音文字。雖然實際進程還有一系列過渡性措施,包括切音簡字以及白話文等等,作為終極目標的字母化卻一直堅持,直到20世紀末才最終放棄。之所以一定要改變文字,是因為近代國人認為,漢字繁復,且與語言分離,不能普及,妨礙教育,導致中國貧弱。循著這樣的思路,以列強共有的字母文字為旨歸,當然是不言而喻、理所應當的進步取向。

然而,字母文字的前提是文言一致,筆下所寫與口中所講為一而二之事。中國卻早就是地域廣闊的文化集合體,方言眾多,除了文字生成的淵源而外,若是“我手寫我口”,勢必造成無法溝通的局面,妨礙文化統一的格局。即使到了晚清民國時期,在文言合一得到越來越多的社會認同的情況下,以何種官音為讀音基準,仍然爭議不斷,取舍困難。依靠行政權力推行的形式上的標準,無法完全解決實際運作中存在的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致力的普及白話文,打倒文言文,其實不過造成新的歐式書面語,非但文與言仍然不能合一,還使得說方言的群體失去了書面文學創作的動力乃至能力。

文言分離,優勢有二:一是超越方言,可以廣泛通行;二是脫離口語,能夠適用久遠。通過浦江清之口傳達的陳寅恪的看法是:“中國語言文字之特點,中國語乃孤立語,與暹羅同系,異于印歐之屈折語及日本、土耳其之粘著語,以位置定效用。又為分析的,非綜合的,乃語言之最進化者。中國字為象形,形一而聲可各從其鄉,所謂書同文,象形字不足用,幸有諧聲等五書輔之,乃可久存,見于記載,以省文故,另成一體與語言離,如今之拍電報然,又如數學公式然。故中國文開始即與語離。中國文學當以文言為正宗。至《尚書》之文難讀者,蓋雜白話分子多。又謂以后文體變易,大抵以雜入白話分子故。”超越方言則交流廣泛,適用久遠則古今一貫。所以出國留學之前大力鼓吹用白話廢漢字的傅斯年后來也轉而認為:“漢語在邏輯的意義上,是世界上最進化的語言(參看葉斯波森著各書),失掉了一切語法上的煩難,而以句敘(Syntax)求接近邏輯的要求。并且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語言,不富于抽象的名詞,而抽象的觀念,凡有實在可指者,也能設法表達出來。”至于有人以為文言不適宜說理,則一些學問大家始終堅持用文言撰寫發表學術文字,非但不見妨礙表述(當然也有例外),反而展現更多可供玩味琢磨的意境。

盡管切音文字尚在試行輔助階段,在中西新舊乾坤顛倒的大勢所趨之下,清季以來中國的語言文字還是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經過《馬氏文通》用印歐語法條理漢藏語系的漢語言文字,來自日本的新名詞成為新概念的表述形式,且使得原來以字為單位的漢語轉而以詞為單位,以及翻譯帶來的歐式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書面語,現在的中國人或許早已是用西方式思維,發中國式音節,說日本式語言。由于新式教育令廣大讀者受西化語文的社會化,高明者所思又往往出人意料,難以雅俗共賞,前賢的論斷幾乎已成奢侈品。待到人們發現教育并不因為白話簡字而易于普及,至少在識字與作文方面,新式學堂的教學效果反而不及原來的學塾,而非邏輯的方塊字或許更能適應計算機語言的模糊邏輯,才意識到語言文字的發達進步與否,并不以社會發展程度為尺度,更不能用來衡量社會發展程度。白話簡字與其說是歷史的進步,毋寧說是變化造成的現狀。這樣的不得不然摻雜著一些盲目,也反映了某種無奈,一定程度導致了文化的斷裂,使得今古傳達固然困難,中外溝通亦屬不易。當下語文水平普遍不高,教育而外,語言文字變革本身有著重新檢討的廣闊空間。

作為全新事物,國歌、國旗與前述其他國字號事物有關也有別。既有的研究及其先行理論架構,主要是從民族國家建構的角度立論。然而,圍繞國歌制定的主旨及爭議,顯然聚焦于如何掌握民族性與國民性(或時代性)的尺度及其平衡關系。雖然不像其他國字號事物所普遍遭遇,一般而言,國歌并沒有價值的有無及存廢的應否之類的問題,但就其內容乃至表現形式而言,仍然有是否中國以及合乎時代等等輕重主從的權衡取舍。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各種國字號事物面對的共同難題。尤其是這些指標與中西新舊糾葛在一起,更加難以妥善處置。那一時代的國人,一方面力求融入世界,一方面不甘于喪失自我,如何以與眾不同的獨特形象進入心目中的民族之林或世界(近代中國的世界概念及其應用,大有探討的余地,融入與自外,是相反相成的兩面),主宰了他們思維行為的重要甚至主要方面。

更為極端的例子是清季民初著實熱鬧過也令人困擾的國教問題,受到歐美的實事及日本的認識的影響,中國是否需要設立國教,以什么為中國的國教,儒學是否可以為教等一系列命題,都是在格義比附的時代語境下被提出并引起爭議。主張與反對雙方的意見截然相反,論證方式卻不無相通甚至相似。

各種國字號事物在近代中國的命運雖然極其相似,但在不同領域,因為人為因素作用的差異,發展趨向和實際境遇卻有著顯著的區別。相比于中醫處境的尷尬,國畫的命運似乎好得多。國畫是否藝術,有無價值,國畫與洋畫相比,是否在進化路程上后人一步,諸如此類的問題,今日國人已不大提出,但在近代,并非毫無疑義,一度甚至與其他國字號事物一樣,成為不爭的事實。盡管相比于中醫的“科學”與否,國畫的藝術性或審美價值不能簡單套用西方標準較為容易被接受,可是如果沒有陳師曾等人在日本的大村西崖等人的提醒之下,迅速扭轉觀念,國畫的命運與其他國字號事物或許不會相差太遠。就此而論,近代東亞呈現共同性,此前日本的岡倉天心等人提出的東洋美術等概念,政治企圖另當別論,觀念的間接影響則顯而易見,在試圖對應西方,掌控東亞話語權之際,也使東亞原有事物的固有價值得以重新審視,雖然其對于文人畫的直接看法偏向否定。國劇更是在新文化人的口誅筆伐之下,由名伶及各方的共同努力成為舉國風靡的時尚,名角受人追捧的狂熱程度,較時下的明星偶像有過之無不及。由此可見,各種國字號事物的擔當者的水準能力及其主觀努力,在相應條件下對于該項事物的存亡興衰甚至可以具有決定性意義。

近代中國各種國字號事物升降浮沉的坎坷命運及其中的某些戲劇性變化,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將變化等同于進化,或以為現在即現代的天經地義,乃至進化論的整體歷史解釋框架是否合理。進化論試圖將整個人類歷史納入同一系統,且依照文明發達程度排列先后秩序,忽略歷史的個別性不能強求一律,以及文化的多樣性難以用單一尺度來裁量。在基本價值取向方面,擺脫進化論的影響,避免現代化的解釋,呈現歷史本來的復雜面相,不僅有助于自立于民族之林,而且可以改變國人的“世界”的觀念。說到底,自我本來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文化的別樣性所具有的物種價值,在顯示特色之外,還可能為改變世界的基本面貌提供新的選擇。而這正是調整近代以來以歐洲中心為主導的現實世界所不可或缺。

本文為桑兵、關曉紅主編《近代國字號事物的命運》(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0年1月版)一書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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